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2012年12月3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危险已经开始。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上篇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