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还需做什么？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还需做什么？

2013/1 同舟共进

中国前三十年，完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即在规则未完善的情况下发挥民间力量，实现GDP超越式发展。
有一些口号我们耳熟能详，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内核就是排除所有的困扰发展经济，冯仑先生提出的“野蛮生长”概念，可以精确地概括这一时代丛林社会的市场法则。
从2004年前后开始，对野蛮生长的反思越来越多，反映在各个方面，人们开始反思破坏环境、以剥夺人的基本尊严为路径的经济发展方式，各收入阶层的差距在激烈的冲突中越来越大，最高的财产性收入被食利阶层获取。野蛮生长模式到了2008年戛然而止，在撞到金融危机的铁壁后，中国出口下行、内需不振、国内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突显，发放货币、扩大投资、拉动房地产都无法支撑长期发展。中国站在三十年前一样的十字路口，是不触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货币强行拉动经济，还是降低发展速度以改革提升未来效率，该何去何从？
为了将来，必须选择后一种发展道路，公平的市场化、法制的市场化、透明的市场化才能铸就健康的市场。

禁止寻租市场化 发展公平市场化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寻租力量的强大，中国也不例外。
无论在房地产、矿山还是股票市场，高溢价引来众多寻租者，分成上下游利益链条，蚕食民财。有背景的人士纷纷进入私募股权基金，地方官员在矿山拿干股，专业市场变成拼人情、拼关系的市场。2010年6月2日，山西省纪披露，截至当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处。2009年6月审判的山西“煤焦第一贪”高崇荣，***、挪用公款涉案1000多万元；山西蒲城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2010年在股票市场，国信证券李绍武PE***案曝光、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涉嫌重大内幕交易逃匿、平安证券投行部门也因为在“保荐+直投”模式下涉嫌参与多宗内幕交易。所有这些构成了最大部分的收入不均，远远超过公开的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国民收入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占GDP的30%。此前三年，2005年的中国灰色收入状况推算出的隐性收入是4.85万亿元，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扩大了近一倍，上升91%。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71.4%。
寻租者与既得利益阶层控制了垄断行业，控制了资本市场，推高了房价，搅乱了中国市场秩序，使每个优惠政策都变成寻租者的天堂，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加剧了市场信心的流失。《华尔街日报》根据对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央行、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等数据的分析显示，截至9月份的12个月，约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去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寻租者不必为国家与民族的将来负责，因为资产已经转移，不必为未来的政策负责，因为他们将所有的政策撕得千疮百孔。
国人对新加坡模式情有独衷，新加坡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一的地位，与外资经济一起并列为新加坡的两大主要经济支柱。国人前往新加坡虔诚取经，往往只看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力量，却忽略了新加坡模式的核心：严厉的法制、企业内部运作的绝对市场效率优先，使该国成为寻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行政权力绝不插手资源配置，绝不插手企业的具体经营，积极向国际开放，成为与中国香港地区一样的低税的金融贸易岛。很难想像，一个寻租遍地，今天是央企掌门人、明天就是部级官员的半市场半行政人士，能够真正力推市场化改革。
中国不必要的行业垄断无法打破，是因为有人觊觎大企业的垄断红利，是因为目前的财政收入形成了对国有大企业的路径依赖。中国的资本货币市场内幕交易屡禁不止，除了因为缺乏信用意识，更因为背后操纵之手力量强大。
无论走哪条改革之路，市场丧失公平，没有法制，必然走向“真正”的邪路。

禁止投机市场 建立信用市场

中国市场化缺失信用，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普遍的食品危机，荼毒了经济、文化、监管部门信用各个领域，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普遍的不信任，交易成本上升到不可承受，出现了城市富裕阶层为吃上放心菜建立农场的案例。假以时日，中国的交易成本将雄冠全球，彻底抵消中国工人辛辛苦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增加的生产效率。制度失控，造假泛滥，不是血汗工厂可以挽回的。
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奶粉丧失定价权，药用胶囊事件，使医用胶囊行业丧失定价权，白酒塑化剂事件，使白酒板块股价大幅下挫。制假制劣让中国制造不断受羞辱，保护造假，就是剥夺国民尊严，与基本的消费权利。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两大恶果：一是中国产品信用折价，只要是中国制就有假冒伪劣风险，就是低价货的代名词，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与高端制造企业不可能有成长空间；二是陷入拼成本的低质竞争循环，如果企业造假甚至使用有毒原材料无法受到严惩，相当于把刀直接架在了守法企业的脖子上，不造假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遑论发展壮大。
一味拼成本、拼关系的劣质竞争循环，加上无所作为的监管机构，使中国制造升级乏力。在工业明胶事件中，螺旋式的“拼劣竞次”显露无遗。媒体披露，食用明胶价格最低是工业明胶的2倍以上，药用明胶价格则是3.5倍以上，巨大价差，让明胶产业链上的不法企业得以逐利。3倍左右的成本差异是利润率在8%以内的企业不可承受之重。造假者的低劣货横行，诚信者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纵容造假等于扼杀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概股在境外市场遭遇大面积猎杀，股价被腰斩，很多企业不得不退市。查诺斯等做空巨头抛出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论调，但并没有获得实际突破；直到浑水、香橼等做空研究机构找到真实的中概股造假证据后，这一导火索才被点燃；市场对中国概念产生基本的信心恐慌。
中国的信用折价，缘于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向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倾斜，我们没有汽车召回制度，涉足三聚氰胺的企业没有受到穷尽性追究。一些人有可能相信，捂住造假的盖子，是建立市场质量信心之源，只要不报道、不扩散，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在信息社会，捂住造假的盖子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将质疑大部分产品质量都不可靠，对中国制造进行整体折价处理。在资本与货币市场上，对造假者眼开眼闭，相信总有一些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没有金融市场就是信用市场的常识。
要改变中国制造等于中国折价的困境，关键问题是政策的重心转到保护消费者身上来，转到保护投资者身上来，严厉惩处造假，建立召回机制，当信用能够得到溢价时，市场会让多数人尊重信用。

禁止黑箱市场 建立成本市场

中国的市场不仅要讲收益，更要讲成本，建立成立意识，杜绝收益至上。
成本意识非常重要，否则子孙后代将偿还现在急功近利三代人支付的巨大成本。
以环境为例。我国绿色GDP核算未能善始善终，原因是难以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绿色GD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于这样一种突显地方劣治的考核项目，以及可能随考核而来的污染治理费用、环境税收、生态补偿等经济赔偿要求，各地政府避之惟恐不及，除非如房地产调控一般强力推进，否则下场只能是偃旗息鼓，在统计GDP过程中，上万亿的环境成本被一笔带过。
再以城市化为例。今年以来，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要克强再次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他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
健康的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的下一轮动力，畸形的城市化则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还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城市化已有畸形趋势，主要表现在人口进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表现为半城市化的窘境，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红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相对滞后，这很有可能中断城市化进程，而倒退回农村经济。根据联合国(微博)的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中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还高0.1个百分点。9月25日，安永发布《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指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说明城市化未能拉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如果我们只看到城市化拉动经济的数据，而看不到半城市化的成本，如果我们只看到效率的提升，却看不到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巴西式的城市化结果近在眼前，城市化率达到80％，贫困人口并未下降。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提升，也可能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升，在制造红利消失后，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红利，缺乏培训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可能意味着混乱时代的到来。

结尾

改革是硬道理，市场化是硬道理。
以规范的法治为前提的市场化发展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的空间。市场手段也许有缺陷，但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比市场化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理智的做法是，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方式，堵住本土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漏洞，最大可能地抑制住市场化过程中不合公平、不合效率的结构。
减少寻租，是提升制度效率的根本;建立信用体制，是建立正确市场激励机制的根本;建立成本意识，是经济科学决策的基础。